我们天生喜欢香，极少喜欢臭。自然规律也显示：香料能使物品保存持久。这其实已经用气味指明了方向，所谓正道，就是千古流芳。于是在古人面前，很多不同类别的名词汇成了一种通感：芬芳、侠骨、馨香、大义、正气、至善、……古人相信，任何选择都会自带气味标签。但吊诡的是，在历史重要节点上那些意见截然相反的人，无不坚称自己都是正气使然。而作为后来人，我们也确实发现，随着深入了解双方，越来越难以评判。香，究竟是客观共识，还是辩证的转化？本片选取与五位古人命运相连的香料，串起他们曾经在那些重要节点上的冲突和选择。
全片完全由导演所要宣传的政治思想和导演的情绪控制。第一首歌表现有了列宁之后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第二首歌表达了对列宁之死的哀恸，第三首歌则描绘了在列宁思想的引导下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
In midst of a midlife crisis, a film director recounts with wit and humor his turbulent life using 16mm films shot over one century by other filmmakers, anonymous or amateurs, that he collected for 30 years.
南尼·莫莱蒂导演全新纪录片[圣地亚哥,意大利](Santiago, Italia，暂译)将亮相第36届意大利都灵国际电影节，作为本届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影片围绕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政变后几个月发生的故事展开，将聚焦智利政治家、军人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该片意大利将于12月6日上映。
《大陆寻奇》是台湾地区录制的一档以祖国大陆各地有特色的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和民俗风情为主要内容的电视专题纪录片。该节目于1990年8月11日开播，是中国电视公司（中视）最长寿的社教节目。
From a nuclear lake to a haunted forest, New Zealand filmmaker and journalist David Farrier ('Tickled') visits unusual -- and often macabre -- tourism spots around the world.
让宫崎骏因《男孩与苍鹭》参加国际电影节被证明是困难的，但这位吉卜力创始人今年可以通过一部不为人知的纪录片在巡回演出中亮相。 去年年底，日本广播公司 NHK 首次播出了这部纪录片的国际版，讲述了吉卜力最新热门作品的制作过程，以及这位标志性但不愿接受媒体采访的公司创始人今年可能会去参加一个电影节或电影市场。
这是一部关于街拍鼻祖比尔·坎宁安（Bill Cunningham）的纪录片。已入耄耋之年的比尔依然是纽约时报的一名摄影师，拥有自己的板面专栏“On the Street”以及“Evening Hours”。他从六十年代起便一直沉迷街拍，并享受工作。在比尔的镜头下，不管你是上流名人、普通工人甚至是下城居民，只要你着装出位有个性，比尔都乐于捕捉你的美。几乎所有的时尚界人士都认识并尊重这位摄影顽童，就连著名时尚杂志Vogue的女主编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也说：“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然而，这样一位几乎把一生都献给了时尚且功不可没的老人，依然住在狭小工作室里，每天骑着自行车上街拍照，不过老人家却觉得这样最好，对他来说，拍照以外的任何事都无关紧要，能够自由地捕捉新鲜，才是他的追求。 本片推出后深受欢迎，先后在悉尼电影节、南塔基特电影节、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和阿布扎比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纪录片殊荣。
十九歲的艾妲答應前往熟識男性的家裡晚餐。事情發生得很快，她並沒有抵抗。她的身軀已死去，靈魂早已分崩離析。 艾妲的故事結合了其他人的故事，縱使不太一樣卻又非常類似，從不同的角度觀看，一樣是骯髒不堪的故事，令人不可置信卻又是日常上演的故事。 「就如同我們為了要警告城邦暴雨將至，但卻講另一種語言。我們介紹自己，卻告訴他人我們做了那些不善之事。」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詩集1913-1958，第8卷 ══導演的話══ 2013年，在我的第一部電影結束放映後，有一位與我同齡的女性到我面前，說有個故事要告訴我，事情是在九年前發生的，但她不知道該怎麼做。之後我們再次見面，她向我傾訴她在十九歲的時候，被一個她認識的男人，在同一個星期內性侵了三次。我對於她感到十分同情，卻也非常驚訝，在講述的經過，我才發現所有的一切都與我的想像差距很大，我以為性侵都發生在晚上，在無人的街道上，施暴者是一個心理變態的陌生人，粗暴地又或者持有武器而施予加害者。 我將這個故事告知我周遭的人，許多我親近的朋友告訴我她們有過相同的經驗，人數多到讓我腦子一片混亂，而且她們並沒有告訴我這些經歷。我明白我從來都沒有重視這件事情的核心問題，我想要了解別人究竟對我們做了多麼惡意的事情，而且某種程度上我們「放任」他去做。 我沒有被性侵的經驗，但如同大部分女孩一樣，成長的經驗都伴隨著如此的威脅，而且多次保持堅決態度，拒絕跨越那道線。當我十九歲時，我對於愛情的想像仍是非常天真，我的防線並不是這麼清楚，若是我像艾妲遇到一樣的遭遇，遇到不對的人，我無法確定我是否能像她一樣處理的這麼好。 我拍攝這部片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確信艾妲的故事並非僅是個人的悲慘遭遇，而是程度大到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當我在拍攝此紀錄片時，好萊塢製片哈維·溫斯坦事件還沒發生，我認為要讓大眾聽到像艾妲這樣被認為不夠符合被害條件，而能夠感同身受的故事是有難度的。拍攝艾妲這樣的故事有時候會有太大迴響，而且我知道紀錄片必須要成功傳遞訊息，而又不能隱藏其中的暴力，也不能扭曲她所經歷過的現實。 要如何將這樣本質上毀滅性卻又屬於私密的經驗傳遞出去，受到的影響將會是如此巨大，卻又是無法公開的秘密？因為我希望不要將真實經過拍攝出來，而流於軼事或說教，因此決定採用另一種劇情虛構的方式，就是要求不同人站在艾妲的角度，寫出那個人所詮釋的內容。故事的結構安排希望讓觀眾能夠循著艾妲的敘事，無法在一開始就判斷出來她遭遇到何事，而事件本身也令人看不透，甚至「強暴」一詞到電影後半才出現，因為越晚陳述清楚她的經驗，這個詞彙越被隱藏在描繪的現實裡。 我選擇讓艾妲僅僅是陳述故事，希望讓觀眾能夠自己去拼湊這個女子的影像，可以全是艾妲的樣貌，又或者不是她，我希望這個女子的臉是虛構的、普世大眾的，讓觀眾從頭到尾去想像她的臉孔。通常我們的同理心的產生會與此人的性格有關，而較不是他究竟經歷過或說了什麼，甚至有幾段我嘗試了不同詮釋方法。因此，我希望觀眾也能審視這套自我投射的機制。
